如果没有任正非，华为将会怎样?

至少一个公认的答案是，没有任正非，不会有今天的华为。

2017年，华为全年销售额超过6000亿元，全球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间接用到华为的产品。与体量极不相称的是，这头巨兽仍在全力奔跑：研发投入近900亿元，居全球第6。当中国手机厂商还沉浸在产品组装、贸工技路线时，华为已奋不顾身跳进芯片研发的黑洞。

至今，中兴落难，海思芯片是国内高通替代品之一。许多人才第一次窥见任正非的远见。

放眼全球，华为都是一家罕见的公司。它的生存焦虑、妥协战术和技术渴望，都深深打着创始人任正非的烙印。任正非曾说，自己是逆熵而行，强行阻止公司滑落到自然状态。

在最近十年中，华为的接班候选人一个个落选：郑宝用、李一男、孙亚芳……如今剩下的是外界一直关注的他的一对子女：儿子任平和担任华为副董事长的女儿孟晚舟。如今看来，他们似乎还不能像父亲一样，靠一己之力带领华为驶进更宽广的海洋。

谁会是任正非接班人的问题，在华为则是一个禁忌，大家心照不宣，不会公开讨论。但无论如何，如今任正非迫近放手的年纪，可华为的继任者似乎还未浮出水面。

借高利贷给工程师发工资

任正非有两个远见：广积粮，吸取工程师红利、妥协求和，不跟友商拼命。如今这两点智慧仍系于他一人，未被企业制度吸收。

根据年报，2017年华为销售收入6036亿元，其中研发占比14.9%，比净利润还多一倍，居全球第六。这种高研发投入已持续十余年。十年来，华为累计研发费用3940亿元，获专利74000余件，其中不乏芯片这样的烧钱黑洞。

可以说，华为正不惜代价，把收入转化成技术积累。巨额研发投入意义何在?2012年，在华为内部的《实验室会谈纪要》里，就有工程师质疑：芯片前期投入大，又没有短期回报，真的值吗?

任正非这样解释：华为处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，跟别人比还算活得滋润。因此要加大技术投入，把优势耗散掉，变成新的优势。整个社会都在衰退，对未来的投资不能手软。

任正非所言非虚。中国还未走出工程师红利，尚能以低成本从事研发。根据瑞银中国的报告，中国每年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数量超过300万人，是美国的5倍，研发人员平均薪资却只有美国的1/8。因此，在中国投入研发是一件很划算的事。

踩中工程师红利，正是华为历史上最大的幸运。这家公司1987年成立时，没钱没技术，只能代理低端的HAX交换机，去抢占农村市场。但在1990年，华为开发出BH03交换机，次年开发出HJD48交换机。凭借这两款产品，华为的年销售额在1992年超过1亿元。“华为活下来了”，任正非开会时泪流满面。

当时一穷二白的华为，凭什么能请到研发人员?理工科毕业生就是答案。开发BH03交换机的郑宝用，是华中理工大学的天才毕业生。开发局用程控电话交换机的李一男，也来自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。后来他们成了任正非的左膀右臂。如果放在今天，华为将不得不跟高薪外企争抢工程师，毫无技术翻身的机会。

多年来，华为已形成一套最大化利用工程师的体系。它慷慨授予高工资、高分红，换来工程师自愿加班拼命。每个工程师的职责细分，力图流程化，随时可以替代。在研发芯片时，华为让数千工程师从复杂大电路做起，逐渐转入微电路化，最终有了上万个芯片工程师储备。可以说，华为的一整套技术研发流水线，正以工程师驱动并自给自足。

有一个细节，可以看出任正非的高瞻远瞩。1993年，华为自研业务启动不久，任正非开始借高利贷给工程师发工资。1999年，任正非去北京研究所视察，问所长刘平：你们怎么才这么一点人呀，不是叫你多招吗?刘平解释说，害怕人多了没事干。任正非生气了：叫你招你就招，没事做，招人来洗沙子也可以。

除了善用工程师红利，妥协求和的竞争策略也是任正非的智慧之一。

2002年，华为杀进美国市场进攻思科，在产品功能上极力模仿。2003年，思科起诉华为侵犯知识产权。华为向媒体展示自己的知识产权，并透露与思科的谈判细节。人们逐渐认为，思科是在阻碍竞争，它维护多年的“不垄断”形象摇摇欲坠。

胜利天平逆转之际，华为并未乘胜追击，而是主动放弃了美国市场，与思科签订和解协议。对其他友商，华为也有时制定偏高售价，给友商留下存活空间。在《华为基本法》的第一条，任正非写道：永远不涉及信息服务，不与运营商争利。

任正非这样解释：如果在市场上到处树敌，会被群起而攻之。我们宁愿放弃一些市场，也要与友商合作。要主动示弱，以土地换和平。

多年后，任正非形容这些战略“只有将军做得出”。他形容自己是指挥着几十万人对城墙口冲锋，用每年1000亿元的弹药饱和攻击。这是他的长远大计：用知识产权建立“核保护伞”，让华为在相对友好的国际竞争中长大。

然而，这却不是商业公司通常的策略。任正非表示，自己是在有意对抗“熵增”，逆自发性而行事。换言之，如果换了其他领导人，做出的决定可能恰恰相反。

在华为内部，有人这样形容任正非：一人下令，万人执行。多年来，任正非依靠权威，长远大计都未受到挑战。但换了继任者，还会有这样的深谋远虑吗?

任正非有三篇文章，被称为横贯自己的一生：《我的父亲母亲》回忆自己的成长，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回忆创办华为的艰辛，以及《华为的冬天》。在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中，任正非说过：他在华为时，尚可服众统领诸侯。“今天的接班人们，却个个都是人中精英，还会像我这么‘愚钝’吗?” 而《华为的冬天》是一篇在IT业界流传很广文章，被很多企业大佬推荐。

任正非必须冲在最前面

任正非在生存焦虑中长大，也把这种焦虑带进华为。必须时刻拼命，是他留给华为的烙印。

任正非说，自己小时候家里穷，没东西吃，每餐都要严格配额。但高考前，母亲每天都塞给他一个小玉米饼，让他吃饱了安心复习。没了这块玉米饼，任正非也许会去养猪。

他对父母充满感激，然而创办华为之后，并没有时间来陪家人。1995年，父亲在街边买了一包软饮料，喝后腹泻不止，很快去世。2000年，母亲买菜回家路上被车撞成重伤，而任正非正在伊朗，电话不通。事实上，他就连母亲患有严重糖尿病也不知道。

在他写《我的父亲母亲》时，华为深陷增长泥潭，文章几乎可以看作绝笔辞。任正非说，自己无愧于祖国和员工，唯独对不起父母。

但如果能重选一次，任正非并不会改变。1999年，原华为副总裁李玉琢以身体和家庭为由向他请辞。任正非说：“你妻子不适应深圳，你可以离婚啊?”到了2016年，李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这一细节，对话被公开后，舆论哗然。几个月后，华为疑似清理34岁以上老员工，被媒体指责“用完即弃，员工毫无生活”。任正非回应说：30岁年轻力壮，不努力，光想躺在床上数钱，可能吗?

当时，任正非已70余岁高龄。他表示：我鼓励你们奋斗，我自己也会践行。有时，他会被人拍到，在周五的深夜一个人拖着行李，在机场排队等出租车。或者在摆渡车上被人认出，一脸憔悴。

任正非手握鞭子，逼迫所有人以他的速度奔跑。早年的一件事，可以说是任正非与华为关系的缩影。

1992年冬天，华为公司外出开会。回来路上，车子陷进了泥泞里。任正非第一个跳下车，脱掉鞋袜踩进泥坑推车。其他人见状才纷纷下车，合力将车子推出泥坑。

彼时华为已是员工200多人，年销售额破亿元的大公司。但除非他主动踩进泥泞，谁会第一个跳下车呢?

孤独的年迈将军

事实上，华为面临的问题是，没人真正拥有任正非的威望和远见。任正非决策一人完成，效率虽高却无人能顶替。华为前副总裁刘平就说过，华为所有领导都可以换，唯独任老板不行。

华为现在的状态，也无法让任正非放心撒手。所谓的轮值CEO，更像罗伯特议事规则里的召集人，决策权仍在任正非。他多次批评过，华为在等待“将军”出现，组织文化却不利于此：即使有部门主管想主动担责任，组织也会说，这超过了你的层级，找更高层的人来吧。

2017年，两封内部信让我们窥见了华为内部风气。先是基层员工孔令贤，因说真话被破格提拔3级后，在内部被排挤走。任总高呼：回来吧加西亚，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。孔令贤却早已技术移民了。另一位梁山广，也因举报他人造假被连升两级。任正非群发邮件，希望能保护他不受打击报复，并指定了保护人。一时舆论哗然：想说真话而不遭排挤，已经到了要任总亲自保护的地步了吗?

2017年年底的座谈会上，任正非再次发飙。他说围着他汇报的部门老大，不出三类人：一种邀功求赏，花九成时间总结业绩，一成时间谈个不疼不痒的问题。二是指鹿为马，说自己解决了所有问题，客户没事干意见很大。三是避实务虚，满口人工智能和云，唯独不说自己做了什么。

任正非再也找不到自己这样的人了。1976年，在军队研发技术期间，他带领的团队各种三等功、二等功、集体二等功，唯独他这个领导者什么都没有。等到风波过去，他又因为两次填补国家技术空白，奖项纷至沓来。任正非说，自己习惯了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，这是我今天不争宠辱的来源。没有这段经历，他不会耐住性子“坐十年冷板凳”。

在华为内部门讨论时，即使已经有了结论，也常常有人提醒：任老板会同意吗?华为就这样走过了30年有人决策兜底的日子。华为没有任正非，就像联想没有柳传志，尚无人知道它会走向何方。

谁能接班任正非?

任正非已74岁高龄，创办华为30年，光癌症开刀就有两次。2018年，华为年销售额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，全球1/3人口用到华为的服务。为庞大的通信帝国找一个接班人，似乎是近在眼前的事。

但有望接班、被寄予厚望的人却逐渐落空。任正非已老，新的掌舵者尚未出现。

郑宝用曾是华为的“二号首长”。他在1989年清华读博期间加入华为，作为总工程师带队开发出HJD48交换机。这是华为第一款自主研发产品，投入市场后取得巨大成功。华为实行工号制度后，任正非的工号是1，郑宝用则是2。

但在师弟李一男开发出C&C08万门交换机后，郑宝用的地位开始下降。他脱离研发岗位，陆续负责战略规划、资本运作和分销渠道。2002年，郑宝用被检查出脑癌，治愈后转入“蓝军”，专门模拟华为的竞争对手。后来郑宝用彻底淡出了华为。

2013年他再次回归，但五年来毫无动静。可以说，这位二号人物已彻底淡出候选名单之外。

能媲美郑宝用的另一个人是李一男。1992年，他读研期间去华为实习，被任正非相中破格提升为工程师。半个月后他升主任工程师，开始研发C&C08万门交换机。这项研发受到公司鼎力支持，任正非说：如果研发失败了，我就从5楼跳下去。

最终在1994年，C&C08万门机正式开局，当年销售额达到8亿，次年15亿，再后来翻番，成了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。李一男也被提拔为总工程师和华为副总裁，成为接班人炙手可热的人选。

但悲剧的种子也在悄悄埋下。任正非把儿子任平调进中试部，还专门写了一封邮件打探各位副总的意思。据时任北研所所长刘平回忆，李一男某天忽然透露，自己想离开华为。刘平吃惊地问他，你不是老板的接班人吗?李一男笑了：哪里轮得到我呀。后来刘平明白，李一男是不想在任平手下工作。

2000年，李一男离职华为，将所持股票折算成1000万元的华为设备，创办了港湾网络，成为华为企业网产品的分销商。但他不满足于此，开始自研产品并挖华为的人才。2002年，华为销售额衰退，港湾则凭借一款先发的宽带接入设备，销售额增长超过200%。在年底纳斯达克上市前夕，港湾收购了另一位华为老将创办的光传输企业钧天科技。

这被任正非视为对自己的背叛。华为成立了“打港办”，专门针对港湾的客户低价销售产品。2004那年，港湾的上市计划因一封举报信流产。随后卖身西门子也迫于华为的压力中止。2006年，华为以17亿元收购了港湾，任正非为李一男准备了一间透明玻璃墙办公室，以儆效尤。

后来的故事为人所熟知。李一男离职华为，创办了牛电科技，却在产品发布第二天被警察以“内幕交易”罪名带走，判刑两年有余。这位曾经的接班人，也因此陨灭在群星中。

华为最接近接班人的第三个人是孙亚芳，人称华为女皇。很多决定除了任正非，只有孙亚芳能拍板。遗憾的是，她也在今年3月卸任董事长，彻底离开管理层。

孙亚芳对华为有知遇之恩。1992年，华为的现金流出现问题，一笔救命贷款相传与孙亚芳有关。1996年，华为从农村进入城市市场，很多高管不能适应。孙亚芳经任正非授意，带领市场部高管辞职，重新竞聘。这也成为华为迈向现代管理体系的关键一步。

1999年，孙亚芳被提拔为华为董事长，开始带领华为走向海外。频繁拜访各国领导人的正是孙亚芳。

2004年，华为建立EMT制度，由八位管理层轮值EMT主席。后来它演变成三人轮值CEO制度。这标志着管理权从系于寥寥数人，到共同决策的开端。此后，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、儿子任平进入华为，孙亚芳终于在2018年卸任董事长。被视为“最像任正非”的华为领袖就此淡出视野。

由此，也引发了公众猜疑：任正非的继承者，会是女儿孟晚舟或儿子任平吗?

孟晚舟被见过她的刘平寄予高度评价，称她待人随和又勤奋。她在1993年加入华为，从接电话的杂务干起，是最早的三位秘书之一。后来她在南开大学拿到会计学博士学位，随着2011年CFO梁华卸任，她顺利当上CFO。尽管2017年，财务部门被任正非批评“忘了自己的本职是为业务服务，变得颐指气使。”2018年3月，孟晚舟仍顺利当上华为副董事长。

在许多华为人眼中，孟晚舟像极了任正非，却没有领导架子。但北研所所长刘平评价，她最大的问题是“可惜是女儿身，接不了任总的班”。

任正非的儿子任平，则被认为很有希望接班。他没有姐姐的勤奋和风度，却有一副领导的大脾气。刘平曾听到任平在办公室，很大声地跟任总打电话说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次考试我有门课考了60分。另一次，他推荐朋友到北研所工作，被李一男拒绝，拍着桌子大骂李一男。问题是，华为内部的天才工程师如李一男，不会甘心在任平手下工作。

相传，任正非十分赞赏IBM的创始人沃森。沃森有本书《父与子》，讲述了IBM交班的事。老沃森迟迟不肯上市，直到IBM顺利交接给小沃森。小沃森原本玩世不恭，接任后一举组织开发了几款新型计算机，奠定了IBM的地位。在任正非心里，也许正期待这个故事重演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2017年，任平被发现投资了成都酒店“禾怡”。此外他带领的华为旗下慧通公司，还拥有南京安朴、深圳安朴晓逸、安朴珀莱、华府酒店、曼谷安朴悦庭等多个酒店和公寓。这与任正非坚持的“华为不碰房地产”背道而驰。任正非也曾公开表示，自己的所有家人“决不会接华为的班”。